1935年，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书写了大无畏的英雄凯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新要求，党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推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按照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作出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改向贵州北部进军，而不是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红军要闯过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自古就有天险之称的乌江。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江，流急滩多谷狭。为打破敌军妄想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天险的企图，中革军委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作为先遣团，于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调查发现附近村庄不仅没有船，就连一只木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全被敌军搜走。团长急中生智，决定扎竹排，乘竹排过江。他们挑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但试渡没有成功。红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当晚红一师又立即组织第一、第三两个团熟悉水性的36名同志组成突击队，进行夜间武装渡江。2日上午，红一团用火力封锁对岸，以防敌人破坏跨江绳索。红一团还同红三团一起赶扎了30多个竹排，搭成浮桥。下午，强渡开始，红一师在岩门地区集中红一、红三团所有轻重火力，向对岸老渡口和观音寺工事里的守敌猛烈射击，掩护红一团在渡口狭窄处强渡。至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的回龙场、瓮安县的江界河、开阳县的茶山关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在军委纵队及有关部队即将进驻遵义城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要求各部队进城时严格遵照执行。1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命令红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查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地形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央红军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下一步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根据军委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与红二师领导研究决定，命令红四团为先头部队，向娄山关挺进。经过激战，占领娄山关关口，然后乘敌溃退之势，一鼓作气向桐梓方向追击，攻占桐梓城。经过十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汉苗黎等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自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革委会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帮助组织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和印刷文告，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军团都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备物资，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十多天时间里，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作战指挥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鼓舞了红军斗志。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军为夺回失去的主阵地，兵力增加到六个团，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出乎意料的行动，使他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北上，于5月上旬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在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由刘伯承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率中央红军先遣队向大凉山彝族区进军。彝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红军要路过这里，困难很大。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区，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在部队中普遍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教育，严格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个地区。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后，即向大渡河兼程前进。蒋介石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加强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失败的覆辙。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是不会重演历史悲剧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冒大雨经过70多公里急行军，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战胜惊涛骇浪，冲过重重火网，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无法架桥，全军数万人马不能在短时间内渡河。敌情紧急，中革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以无比坚强的毅力，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于5月29日晨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赶到泸定桥，发起夺桥战斗。22位突击英雄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冲到对面时，敌人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战士们奋不顾身箭一般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狼狈逃窜，红四团英勇地夺下泸定桥。

红军长征途中翻过的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有“神山”之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夹金山进军。红军指战员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互助，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向前迈进，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艰难险阻，终于征服了大雪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县城东南的达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士气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为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踏上了穿过大草地的艰难征程。大草地环境险恶，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有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红军指战员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交迫之中，很多红军战士在过草地时不幸牺牲。右路军走了6天6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打赢了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恰逢此时，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在党中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制定出新的战略方针。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等。

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提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着重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此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